在进行这些描述时，我已经回到了南方，继续写着市委书记的材料，这在一些矢志仕途的人看来是一项很神秘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心不在焉，总是热衷于参加一些文学的活动。同时，我开始听到一种说法，一种在南方民间比较骇人的说法，说是在父母去世的那一年，是一个很倒霉的年份，做什么事都不成，还会遇上其他霉运。父亲在2006年12月29日去世，2007年元旦做法事，喃斋，很不巧就是新年的第一天，这被我当地的一些很信命运风水的朋友看成是诸事不顺的兆头。我的老上级陈启就把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那年，我的父亲亦系得了绝症，放上手术台后就落冇来了，结果整整一年，诸事不顺。我做了六年副镇长，好冇容易盼到了升副书记的机会，眼看考核在即，冇知何故又停止了。死老豆（父亲），系衰到底啯，估计你亦好冇到哪里去。”
1月2日，我父亲下葬，又逢上我的阳历生日。这些奇怪的巧合我当时没有意识到，那时我正处在悲伤之中。
临近暑假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忙着写讲话稿，突然接到依力幼儿园吴老师打来的电话：“你女儿呕吐了，还发烧，你快来接她去看医生吧！”我大惊失色，我们夫妻三十好几才得女，女儿是心尖儿肉，稍有个头疼脑热我们就高度紧张。我马上放下手头的稿子，一边走一边想，怎么会呕吐呢？可能就是一个感冒吧。但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个电话给阿依，她在医院上班，我让她赶紧预约好医生。
见到了依力蜡黄憔悴的脸蛋，我抱起她，心头一阵收缩，她软塌塌地倒在我的怀里，平时浓长活泼的两道眉毛像两条病蚕耷拉着，本来很好看的长睫毛像两把枯草，遮掩着她那双大眼睛。我问她哪里不舒服，她低声说头痛。
“她刚刚呕过，”年轻的女教师怯怯地对我说，“她呕了一摊，我就赶紧给您打了电话。”
我把依力抱出幼儿园，发动了摩托车，是那种女式摩托，我把依力放在前面踏板上让她站着，再用双腿紧紧地夹住她，她半躺着靠紧我，一脸疲惫的样子，我心急如焚地赶到了医院。
满脸紧张的阿依正在儿科门口等着，带我们去找医生，测体温发烧39.5度，医生认为是感冒，开了一点退烧药，回家后我给依力服下，但没有见效，她还是发烧，还是说头痛，还是伴随呕吐。我们赶紧又去找了另外的医生，吃了他开的药，依然不见好转。那晚依力折腾了一夜，我们也熬了一夜。
“只能去找廖主任了，她是儿科的权威。”阿依说。
我对找谁看病毫无主见，心里只剩下惶恐和对阿依的希望。天亮我就盼望快些到上班时间。我们提前半个钟头去医院儿科门口等候，像等候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人。
儿科廖主任是一位精瘦的女士，她花了半个钟头为依力做常规检查，做了详细询问，确诊她患有上颌窦炎，得知前段时间她老出鼻涕，我们给她吃了太多的西药，就说：“可能把胃吃伤了，她还有药物过敏性胃炎，我还担心上颌窦炎引起脑部问题，怀疑她脑部感染，你们要让她住院观察，要检查血液，拍X光片。”
我看到阿依本来暗黄的脸刹那间就变成了白纸般的颜色，我还看见了阿依惶恐地看着我的眼光，那里有我苍白的影子。我机械地听着廖主任的意见，头重脚轻地出门去了收费处，办了住院手续，又脚步轻飘飘地回来。廖主任命令护士试针，护士拿起了小针管，依力惊恐地瞪着针管，哭喊：“不要打针，不要打针！”阿依抱着依力，我扳着依力的手臂，护士给她小手腕涂了棉签消毒，针管就扎了进去。试针无事，开始抽血，要抽静脉血，还要抽动脉血。护士拿起了比拇指还要大的针管，针管前端那又粗又长的针刺明晃晃地伸过来了，我再次扳着依力的手臂，她已经被吓得不敢动了。粗长的针刺像刺刀一样扎进了瘦小的手腕，我似乎听到了“啵”的一声穿破皮肤的声音。暗红色的液体像泉涌，在拇指大的针管里涨起来。依力哭，喊“疼，疼”，泪水像荷叶上的水珠一样一滴一滴从她脸上滚落。大头针管里的暗红越来越满了，它来自两岁多的瘦小的依力的身体。阿依眼里噙着泪，抱着依力不敢动，嘴里只说：“依力不哭，依力不哭，马上好了，马上好了……”两次十几秒的抽血，我的心仿佛被放进了油锅里，煎熬。依力...
依力住院后，我们就以病房为家了，我顾不上市委书记的材料有多重要，有多紧迫了，我想，如果依力有三长两短，我要这份重要的工作又有何意义？我木然地待在病房里，忧愁像惨白的墙壁沉闷地包围着我，又像吊针里的药液，一滴一滴地注入我的心脏。阿依神经质地频频看着输液瓶，滴得慢了就摁呼叫铃，护士一次次过来，轮到换第二瓶药液的时候，大概已经来过五六趟了。我满脑子都是女儿憔悴的脸蛋，都是她蜡黄的面容。我只跟领导说了一声，就日夜待在医院，守着依力不肯出来。阿依那时已经是医院的办公室人员，一个萝卜一个坑，但身为外科医生的院长很理解她，愿意放她的假，专门抽了一位人员暂代她，她对自己撂下工作心怀惭愧。那些日夜，我和她在病房守着，凝视着依力，目光一刻也不敢离开，有什么不适表现总是急急忙忙找医生。
抽血化验之后，几个医生开了一个会议，一个医生要阿依去办公室，几分钟后，阿依一脸戚戚地回来，悄没声息地坐在床头，不看我，看着依力，说：
“他们说要做腰穿。”
“腰穿？”我没反应过来，但看阿依的表情，知道事情不好。
“就是抽取脑脊液作进一步检查。具体结果，要等脑脊液检查之后才敢肯定。”
抽了血之后还检查不出病症，证明问题很严重了。我的心顷刻就坠了一块巨石。谁能体会到我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啊！头晕目眩，两眼发黑，两腿发软，双手也无力，就像灵魂早已被谁吸走了。
阿依让我守着，自己一个人轻飘飘地去了医生办公室，几分钟后她心事重重地回来。
“科里打算让一个普通医生做，说是这个手术很简单，”她满脸愁容地望着我，“我想找人跟廖主任说一下，让她亲自做。”
她和我在依力的床头相对坐着，既惶恐又焦虑。我明白了，由一个普通医生来做，她实在不放心。我受不了啦，掏出手机就找我单位的同事，让他帮忙查到了院长的电话，我拨通了，说清了自己的身份——市委办的科长——也许这样做有些不妥，但是我什么都不顾了。我请他打电话给廖主任。阿依也给这家医院的纪委书记打电话，她是我们拐弯抹角的一个亲戚。
然后，我们就在主任室见到了那个在小城医界大名鼎鼎的廖主任，她正在与几个医生商议着什么。
“廖主任……”阿依两眼含泪望着她说。
廖主任说：“放心吧，王院长和韦书记都打电话来了，韦书记昨晚还跟我说了你们的故事，哎，韦书记很了解你们的经历哦，她说她和你们是亲戚，她和我是很好的朋友，我们聊你们聊了很久，小张你竟然是新疆人？真没想到。你们很不容易，我也是女人，明白养个女儿不容易，特别是你们，经历了那么多，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看，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都推迟到明天下午了，我明天上午一定亲自给你们的女儿做。”
阿依直擦眼泪。我像押上了自己人生的全部筹码，既满怀希望又担心堕入深渊。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依力被推到了儿科抢救室。助手医生先给她打了安定针剂，又做了局部麻醉，她很快睡着了，但是不到一分钟她又醒了，看到医生拿着针盒，大哭起来，喊：“不要打针，不要打针！”扭动着身子拼命挣扎。主任对我们说：“太奇怪了，做了麻醉还会醒，我从来没见过，但也不能注射第二次麻醉剂了，你们合力按住她，不能让她乱动。”那就是要在她清醒状态下做了？我和阿依十分惊愕，助理医生已经抓住她的双手，示意我抓住她的双脚，阿依按住她的腰。她似乎有了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力气，我用尽力气，她依然能爆发出反抗的力量，主任说：“不行，你上床，用你的腿压住她的腿！”我就上床用自己的腿压住了她的两腿，双手还狠狠地扼住，依力还是拼命挣扎，但在我这个体重一百五十斤的父亲控制下，她已经动弹不得。我心痛地想，这就是给我们的女儿做手术吗？
主任伸手在依力的腰椎上摸索了一阵，找准了一个位于中间的位置，涂抹了消毒液，右手从针盒里取出一根足有十厘米长的穿刺针，阿依脸色都变白了，我的心像浸到了冰水里。当钢针被主任直直地刺进去的刹那，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哭喊声，我脑袋嗡地震了起来，心也在紧缩，在痛，似乎那根针刺进去的是我的腰椎，我痛得咬着牙忍受。也许是局麻的作用不大，依力的双腿一直在挣扎，要从我手里和腿下挣脱出来。我听见她大声喊妈妈，阿依答应着，眼里噙着泪，把头凑近她脑袋摩挲着，安慰她：“依力不哭，依力好样的，依力忍着点，就好了。”她又大声喊爸爸，我在她的脚边答应着，她又开始叫奶奶。
病房门口已经围聚了一群人，他们在议论：“哎，真可怜哪，这么小的妹儿，要受这种折磨。”
她肯定痛极了，她的痛只有我们做父母的知道，我们仿佛经历了一场穿心的痛苦，十分钟似漫漫长夜。更锥心的是第一次不理想，抽不出脑脊液，要第二次重来。我那一刻不只是对主任产生了怀疑还怨恨老天不照顾，心想这样失败的事怎么又摊在我们和依力身上。撕心裂肺的哭喊一直不停，第二个十分钟如漫长的十年，抽出来的竟然不是血，而是如水的液体，足足有三四毫升的样子。阿依和我哗哗泪流。依力还在撕心裂肺地哭喊，她的奋力挣扎，她变形一般的脸部，让我顿生一种欺负人的愧疚感。背着慈爱和养育责任的我们，还有扛着治病救人大旗的医生，就这样欺负了一个才三岁多的孩子。
穿刺做完后，她也哭累了，平静下来，趴在床上不动，我们心痛地哄着她，抚摸着她，像面对一件被失手打碎的宝贝，在经过高人小心的修补之后，我们心里充满了完好无损的期待。阿依紧紧把她搂在怀里，不住地吻她。
下午，医生公布结果时，我才真正体味到什么叫晴天霹雳，脑脊液的蛋白数量达到了八百五十，是脑膜炎。我惊恐万分，像看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一切都将离我而去。凭着我们有限的那点知识都知道，脑膜炎最严重的结果就是死亡，经过急性期的积极治疗后，一些患者仍留有不同程度的肢体运动障碍、智力障碍、失语、眼球麻痹、吞咽困难等后遗症。
一种浓稠的恐惧和绝望笼罩着我，我和阿依互相搀着进入病房，感觉脚上拖着万斤巨石，又轻飘如絮。阿依的眼眶已经陷进去了，我像来到了两个黑洞前。从牧区来的阿依脸色本来有些酱红，此刻却像一张白纸，把我的心也照得一片苍白。女儿啊，为了等到你来这个世间，爸爸妈妈饱尝了六年的冷嘲热讽，受尽了精神的折磨，妈妈还经受了肉体的病痛，我们终于在三十五岁那年有了你，你出生在妈妈的故乡遥远的伊犁，你得到过外公外婆三个多月的悉心喂养，在我们的生命里，掌上明珠也无法跟你相比！可是，如今——你会不会困此而留下什么后遗症？甚至，你会不会因此离开我们？
我不敢想下去了。我深深地悲叹着，心已经被一块巨石榨出了最后的一滴血。
依力熟睡在床上，我和阿依目光呆滞地看看她，又互相对望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雪白的墙壁。那里，更加让我感到了一种空虚和冰凉。
人生遭逢的又一次不测让从农村奋斗出来的我渐渐相信了命运，恍惚中想起了年初才去世的父亲，想起了那个骇人的说法。难道，这就是那个谶语在我们身上的灵验？
我开始埋怨在天国之上的父亲，你走得那么早，才五十八岁，还来不及退休，留给母亲和我们做儿子的一腔悲痛。本来，在天之灵要保佑自己在人世间的亲人，可是现在，那个谶语却灵验了，你明明知道你的孙女我们的女儿得之不易，却为什么让她得了这种可怕的病症？
那个下午，我的心头一直被那块巨石压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是靠在依力的床头，就是在床头不约而同地靠在一起，我知道阿依是无力的，可我还是想借阿依的肩膀靠一靠。我看她也是这样的表情。依力安静地躺在床上睡着了。但是到了晚上七点多，她突然醒了，吵着要回家，我们怎么哄都不听，她的啼哭声震得同病房的患儿家属皱起了眉，隔壁病房的患儿家属也有了埋怨。未做穿刺术之前，阿依就担心麻醉对她这么小的孩子会留下什么后遗症，现在看到她的哭闹样，愁眉苦脸着。阿依一会儿给她测体温，一会儿给她喂水，一会儿抱她去拉尿，最后疲惫得站着都打瞌睡了。到了半夜三点，女儿说要喝牛奶，我冲了牛奶给她喝，她又要妈妈背背她，阿依疲倦地背着她在病房里踱步，我想接替阿依背一背，她不愿意，突然哭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哭得声嘶力竭，歇斯底里。阿依说：“可能是上午的腰穿术把她吓坏了。”她的哭喊声惊扰了一层楼，隔壁的许多患儿也被惊哭了，一些家属在走廊上埋怨和嘀咕。医生来了，护士来了，她依然哭着喊着，护士就拿出一支针管吓唬她说：“再哭就打针！”她惊恐地说：“不打针，不打针！”护士一走，她又哭起来，前后闹了近一个钟头，可能是累了，慢慢安静下来，最后睡着了。
我们凝视着她。她脸色蜡黄，两颊瘦削。两年多来我们省吃俭用，尽量供应我们认为一个幼儿必需的营养，奶粉拣名贵的买，三天两头是筒骨煲汤，从新疆回来后，她被我们养成了一个瓷娃娃。可不曾想，仅仅三天，她就瘦成了一只小麻雀。我真的在想，只要她转危为安，只要她健康活泼，就是要我去死，就是女儿今后一个人留在世上，我也心甘情愿。
“我想打个电话给我爸我妈，”阿依还是不看我，泪水却已滴在依力的病床上，“给他们知道，我怎么交代？”
她的哭声出来了，低低的呜咽。
是啊，是告诉依力外公外婆的时候了，就算不是恐惧和绝望，也是寻找安慰和依靠。
我一直担心阿依打电话会哭，但是她完全调整好了心情。虽然相隔着五百多公里，在东莞的老人听了阿依低沉而又稍显迟疑的讲述，我也可以感觉到他们焦急的表情，阿依母亲一会儿问我们需要不需要钱，一会儿说他们马上过来。我赶紧朝阿依摆摆手，阿依稍稍恢复了镇静：
“你们不用过来，只是做了一个小手术，过些天就可以出院了。”
“你们怎么这么不小心，平时该做的体检和防疫都做了没有？一定要找最好的医生，绝不能留下后遗症！”
然而，在给依力外公外婆打电话后不到两个小时，她的体温就出现了反复，有时36度多，有时达到39度。刚刚放下的心又被吊起来，压力又像一座山压在心上。当晚又开始输降温药水，我们一夜没睡，第二天她的体温依然高低不定。
上午，单位来电话了，说领导在自治区发言的材料没有通过，稿子返工了两次，书记马上要看材料了，让我回去修改。阿依看着我，我满腔悲愤，阿依且说：“你还是回去看看吧，有什么事我打电话给你。”
那个中午和下午，我带着愤怒的情绪改完了稿子，将数据补充和校对的工作留给他们，一言不发跑回医院。我已经连续一个星期没睡过完整的觉了。晚上，同病房的两个患儿都是他们的母亲陪护，房内摆满了躺椅，我要摆一张椅子都已无处立足，只好将椅子摆在了走廊外。阿依在依力住院前就规规矩矩地写了请假条，领导批准后她还复印了自存，见我在病房里为了工作骂骂咧咧，怕我丢了这份既像牛马一般又似乎前途无限的职业，劝我回家去睡上一觉。
“你回去休息一晚吧，这样也可以应付办公室的工作，这里我扛得住。”
“我不走，我就是放不下心，我熬夜惯了，你先睡，下半夜我再睡。”
医生的规定很特殊，晚上十点输一次药水，午夜一点还要输一次。阿依侧身躺在病床上抱着依力，半寐半醒，两次换药水她都醒来，两点之后我也睡不着了，我们就靠在床上护着依力假寐。
第二天，主任说：“我们讨论了，需要用罗氏芬菌必治来治疗，这是一种进口药，医院暂时短缺，干脆你们自己去地区或者南宁购买吧，这样快一点。”
我不能怪儿科主任不帮我想办法，她已经很尽责了，我亲眼看见她一个上午都没有闲过，围着她的全是婴幼儿的哭声和他们母亲焦虑忧愁的目光。而且她在一次查房时，大概是看到了我一脸的愁容，趁着旁边的患儿家属出去了，悄悄安慰我说：“我感觉到了，你很爱你女儿，我看你女儿的次数都比他们多，我会尽力的，你听我讲，你女儿肯定会好的。”
我和阿依望着她，不停地点头。突然我很想哭。
下午一直下着大雨，我心急火燎冒雨乘车去地区第一医院询问，没有，再去地区骨科医院问，也没有，心里顿时有了哭的感觉。医生建议我去南宁，南宁，乘车来回要六七个钟头，去南宁必定是当天傍晚才到，买好药再赶回小城肯定是明天下午了。
雨一直在下着，我一分钟都等不下去了，一种像雨又像梦的忧愁完全罩住了我。
就在我要往车站赶时，大弟打来了电话，他有一个熟人当晚将从南宁回来。我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下子就托人狂购了十支，这种药分国产和进口，我们买的是进口药，比国产贵三分之一，每支九十块钱。我们哪里还敢计较价钱呢，自己的积蓄已经花完了，又向弟弟借了一笔钱。
当护士开始给依力输这种药液的时候，我默默地靠在病床上，看着微黄的药水一滴一滴地通过洁白的管道注入依力的手臂，回想起了自己此前走过的路，既艰辛也幸运，让我越来越相信天意。天在我几乎慌不择路的时候，借身一个人帮助了我们，我看见它的善心布满了看不见的空间，它让渺小无助的我对它感激涕零。
在用过罗氏芬菌必治三天后，依力的体温恢复正常了。当我看到她睁开了依然清澈的大眼睛，瘦削的脸蛋也浮现了浅浅的笑容，我和阿依都流泪了。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这世上，除了她，再也没有一个亲人！
依力又睡着了，我和阿依仿佛大病初愈，头靠着病床架斜躺在依力两边，微微闭着眼睛。我又开始愧疚地想，还有阿依，这世上，还有她才是我的亲人。不，我所有的亲人，现在都慢慢地回来了，他们都回到了我的身边。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阿依让我回家休息，她说：“我在这里就够了，你休息好，明天换一下我。”带着疲倦和宽心，我回到了家里。但是夜里三点多，手机响了，阿依焦急地说：“依力醒了，哭着要爸爸，歇斯底里的，我怎么劝都不行。病房里的两个孩子都被吵哭了，他们的母亲抱出去躲了。”
我赶紧起床，到楼下发动车子，开了车灯，发现灯光比平时夜里要雪亮，我猜想应该是夜很黑。许多条街道空无一人，只有西门口和东门口的夜宵摊还有几帮聚在一起的青年人喝酒喊令——他们如此开心——我想。我将车子开到了七十迈，摩托车像飞机一般轰鸣着，我赶到儿科住院部，才进走廊就听到了熟悉的哭声，并一声接一声地喊着：“我要爸爸——我要爸爸！”我快步踏进病房，依力正在阿依怀里挣扎，我喊了一声，她扭头见了我，带着哭腔扑过来，我把她揽在怀里，给她擦着眼泪，她抽噎着，一直到累了才慢慢睡去。因为我抱着她刚弯腰想放在床上，她的背部还没碰到床就哭起来，像猴子一般双手吊着我的脖子不放，我只好继续抱着她。她又睡着了，但肩膀一抖一抖，她在梦中抽泣。我坐在病床上，阿依凑过来扶着她，默默垂泪。
同病房的两位母亲已经抱着他们的孩子回来，对依力刚才的吵闹不再计较，一个对阿依说：“真佩服你哋，我哋的女儿病了，老公来冇够两次，家公家婆一次都冇来过。都说我哋南方重男轻女，这位做爸爸的亦系南方人吧，你咁爱女儿，难得啊！”
我望了望她们，再看看阿依，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我想起了父亲母亲。当初，依力回到南方后，不知道是父亲对我多年未得子女的欣慰，还是依力长得可爱，他竟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父亲是矛盾的，他一直希望有孙子，当他看着左邻右舍逗弄孙子时总不免羡慕。有一年春节在老家地坪上，他牵着依力的两手表情陶醉地教她走路，旁边来了几个逗弄孙子的叔伯，他们拿眼看着父亲，大声对着自己的孙子喊：“走呀，快走，难道你站着尿尿的还走不过那边蹲着尿尿的吗？”父亲假装看不到也听不到。
父亲逝去后，我开始从身体和心理的角度去解读他，我认为，父亲在患上绝症之前，已经因为我们迟迟没有孩子而患了抑郁症，当这种抑郁成为常态，也就积累成了他的身心疾病。我敢说，他的后期绝症与前期的抑郁症有紧密关系。从心理健康角度而言，父亲当时的状态，诚如母亲传递给我的那句话“肾都忧凹了”，父亲就是在抑郁状态中使身体失去了健康对疾病的平衡，最终患上了绝症，走上了不归路。反思父亲疾病的起源，包括前期的抑郁症和后期的绝症，归根结底缘于我作为他的长子，也是家里唯一的国家干部，多年没有生育，后来虽然有了依力，但没有给他这个家添上男丁，无法完成延续子孙的责任，这对深受宗族礼教思想影响的父亲而言，当然是致命的病因。
那天依力出院时，我母亲很想借机亲近她，说帮她洗，她不愿，哭哭啼啼说要爸爸洗。母亲讪讪地笑着。阿依在一边笑着说：“肯定是住院这些天她跟我们太亲密了，她都不认奶奶了。”我给她洗的时候，她果然破涕为笑。
两个月后我们忐忑不安地带依力去复检，就像等候自己命运的宣判。当儿科主任高兴地宣布她已经完全康复时，我紧紧地搂住她，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浮上心头。阿依凑过脸流着泪亲她，声音卜卜响，边亲边哽咽着说：“你这个让人揪心的——丑丑啊，丑丑啊！”
生存的环境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在这个偏远的小城，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停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人就有物”“多子多福无子无福”的观念不时在耳边炸响。回想那些意想不到的逝去，我只有深深的叹息，而对于今天饱经沧桑的获得，我已经感到非常满足，并且对这个世界深深感恩。
后来我们一家三口有过几次从广西回到新疆的漫长旅途，三天三夜的旅程，我们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来照顾依力。几乎每一次，车厢上总有几位非常喜欢她的大姐大嫂拿出她们小孩也在吃的瓜果、干果给她，依力早就得到我们不吃陌生人食物的教导，开始是摆手，随着旅途的熟稔，终于盛情难却，况且是在列车上，我们允许她接受，但是面对女儿转手递过来的零食，我们的底线是夫妻坚决不吃不碰，哪怕女儿中了迷药，那一刻也有她爸爸妈妈守在她身边。
有一次在老马场，晚饭后伊犁台正在播放一男一女两位当地歌手演唱《牡丹汗》，依力喊：“咦，这是爸爸经常给我唱的歌！”我诡秘地笑。她问：“牡丹汗是什么意思，是牡单丫吗？”阿依看着她说：“是个名字。”我趁机指着电视说：“对，那女的就是那男的牡丹汗，你和妈妈就是爸爸的牡丹汗。”她疑惑地看着我，又看看电视里的歌手，他们正在深情而忧郁地唱：
你是我生命的力量
啊，亲爱的姑娘啊牡丹汗
你是我黑夜里的月亮
啊，我的姑娘
亲爱的牡丹汗
月亮躲在云彩的后面
啊，亲爱的姑娘啊牡丹汗
晨风莫吹断我的思念
啊，我的姑娘亲爱的牡丹汗
……
一首维吾尔族情歌，我曾在哄依力睡觉时在她身边唱，在她熟睡后依然轻声地唱，我轻抚着她的脸蛋和肩背，歌曲一直在我的心底悄悄地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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