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下午，第14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新闻发布会在北京法国文化中心举行，傅雷奖组委会主席董强代表评委会揭晓了五部文学类作品和五部社科类作品等十部入围终评作品。今年的评委会主席将由翻译家及《世界文学》杂志前主编余中先担任。除了常任评委，上届傅雷奖的两位获奖者也将参与终评。此外，作家苗炜和陈冠中作为两位中方特邀嘉宾也会参与最终评选。
本届傅雷奖共收到参评作品32部，社科类和文学类作品各占一半，均为16部。在十本入围终评作品中，既包括皮埃尔·克拉斯特的《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雅克·勒高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乔治·杜比的《大教堂时代》等社科类学术专著，也有乔治·佩雷克、亨利·米肖等法国作家的经典文学作品，以及大卫·冯金诺斯的《退稿图书馆》等相对新近出版的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届傅雷奖的十位入围译者中，“八零后”“九零后”年轻译者占到了其中的八位。
傅雷奖组委会主席董强（右）与傅雷奖特邀嘉宾陈冠中（中）、苗炜在发布会现场。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2009年，在以董强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法语界学者的合作支持下，法国驻华大使馆设立了傅雷翻译出版奖，旨在促进法语文学及社科类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自创立以来，傅雷奖得到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和莫言为代表的众多文化界名人的支持。每年，傅雷奖评选出两部译自法语的最佳中文译作，文学类和社科类各一部；2013年起设立了“新人奖”，以鼓励年轻译者。
今年的傅雷奖颁奖典礼将于11月19日在Temple东景缘举办，届时这些作品将共同角逐今年的傅雷翻译出版奖。
在发布会现场，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与科学事务公使衔参赞裴国良（Nicolas Pillerel）先生。裴国良在访谈中分享了他心目中的优秀译作，以及傅雷翻译奖对两国文化交流的特殊价值。
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与科学事务公使衔参赞裴国良（Nicolas Pillerel）。照片由主办方提供。
对话
新京报：傅雷翻译奖刚刚公布了今年入围决选的图书名单。在这十本书中，您对其中的哪一本书最感兴趣？
裴国良（Nicolas Pillerel）：我还没有全部读过这十本入围图书，但我发现这些书都非常优秀，所以从中挑选一本并不容易。就我所知，傅雷奖评委会在此之前从参选的32本书中挑选出了这十本书，而整个遴选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评委们对这些送选的书都爱不释手。如果让我从这十本书中挑选一本，我会更倾向于大卫·冯金诺斯的《退稿图书馆》。当代文学有着重要的价值，相比于入围名单的其他作者，大卫·冯金诺斯是其中一位在世的作家，还在不断地写作高质量、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在我看来，阅读一位你能够当面遇到的作家的著作很有价值，你不仅能阅读他怎么写，还能聆听他怎么说。前不久我们邀请他参与了一次线上活动，与中国作家刘震云对谈，两位作家的讲话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退稿图书馆》讲述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讲的是一位图书编辑在法国某个小地方的图书馆中发现神秘书稿，其中收录的都是被出版商和图书编辑拒绝的退稿作品。
新京报：诺奖得主、法国著名作家勒克莱齐奥先生曾在第一届傅雷翻译奖上说：“如果没有翻译，我们就像聋子和瞎子”。您如何理解勒克莱齐奥先生的这句话？在你看来，翻译对文化交流乃至人类文明演进中具有怎样的价值？
裴国良：作为一名作家，勒克莱齐奥对傅雷翻译奖的成立有着重要的影响和特殊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勒克莱齐奥可以说是傅雷翻译奖的“教父”。 勒克莱齐奥对傅雷翻译奖做过一些评论，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他曾说道，“作家创作的是本国文学，而翻译家创作的是面向全世界的文学。”我认为他的评价非常有道理，正如之前发布会上所提及的，法语文学在有些时候对读者有比较高的要求，即使以法语为母语的读者在阅读时也会感到很难理解一些法语著作，比如乔治·佩雷克的作品。因此，我非常欣赏这些中国译者，他们翻译了佩雷克的不少作品，我知道这件事做起来一点都不容易。
新京报：中国是法语图书的引进大国，近年来中文一直高居法国出版界版权转让语种榜首。你认为造成这种出版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文世界对法语著作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呢？
裴国良：自2013年起，中文就成了法语图书翻译出版的第一大语言，我们非常乐意看到这样的趋势。去年（2021年）则是另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中法双方签订的转让合同首次超过了2000份，我们希望两国在出版领域的合作能够延续下去。在我看来，中国和法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我们都很重视自己国家的语言，尤其是意识到书面语言的重要意义。法国人很乐意在书中分享自己的文化、遗产和习俗，从这个角度上，中法两国的读者能够很好地理解彼此。另外，从出版行业来看，有相当多的法语作家能够创作出充满活力的作品，当代法语文学成果丰硕，每年都能涌现一大批优秀的作品。法语文学可以回应当下的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部分困扰，这或许也是法语著作在中国受到欢迎的部分原因。
新京报：除了傅雷翻译奖以外，你认为中法两国还可以在文化出版领域进行哪些合作？你对中法图书出版领域的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裴国良：法国驻华大使馆一直致力于向中国读者推荐法语文学和学术著作，比如前不久我们刚刚举办了一场活动，主题就是介绍那些在中国未受到足够关注的法语经典著作。法国人从小就读这些作品，遗憾的是其中的大多数还不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十天前我们还举办一场中法作家的线上交流，期待两国作家可以在交流各自的创作中寻找到交集。我们发现两国作家的创作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这些著作是用法语写成的，它们仍然可以是面向全世界的。我们也很乐意提供一个文化交流的窗口，让更多的法国人了解中国文学。因为我发现，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阅读这个国家的文学作品。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在你个人的阅读生涯中，哪一位法语作家给你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可以向中国读者推荐一位你欣赏的法语作家吗？
裴国良：玛格丽特·杜拉斯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法语作家之一。我喜欢读她的作品，是因为很多时候尽管小说并没有发生任何具体的情节，你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被她笔下的文字所迷住。当我第一次阅读她的作品时，我才意识到你喜欢读某些书，可能并不因为它讲了一个如何精彩的故事，或者教会了你什么道理，而仅仅是因为书写文字的优美，这种不曾有过的阅读体验震撼到了我。
附：第14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入围终评作品
社科类：
《美丽之味：侯麦电影随笔》，埃里克·侯麦 著，李爽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4月。
本书汇集了侯麦于1948—1979年间撰写的重要评论文章，这些文章曾刊登于《现代杂志》《艺术》《战斗报》以及侯麦于1957-1963年担任主编的《电影手册》中。侯麦认为，电影的本质在于作为艺术的本体，而非其语言的独特性，这一观点贯穿了所有文章。此文集展示了侯麦对文学改编、作者电影等彼时电影风潮及新概念的刻画、阐释或批评，以及对茂瑙、希区柯克、德莱叶等名导的作品评论等，立体且融洽地展示了侯麦电影大师与电影评论家的双重身份，并展开一幅20世纪电影艺术发展的生动图景，是现代电影美学研究的有力补充。
《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皮埃尔·克拉斯特 著，陆归野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
瓜亚基人，一群巴拉圭密林中的游牧印第安人，有自己的语言、风俗、信仰与社会制度。从16世纪起，西方殖民者和当地居民不断占领、吞食他们的领地，他们躲避、抗争、流亡，最终被逼入绝境。1963年，本书作者、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进入了这个部落，八个月间，克拉斯特见证了部落族人的出生、成年、婚配、复仇、死亡、节日与仪式……以及他们最大的秘密：同类相食。克拉斯特用毫无偏见的头脑探寻他们行为背后微妙且不自觉的逻辑，以精确又带有几分颤抖的笔调记录下“他们的存在所产生的分量”。
《爱情的破碎：一部分手史》，萨宾娜·梅尔基奥尔-博奈 著，陈晓琳 译，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2年4月。
也许很久以来，有关爱情的一切就已经被说尽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至今仍未有历史学家将目光投向爱情的破碎这一主题。史学家萨宾娜·梅尔基奥尔-博奈的这部作品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作者从“感性史”角度出发，探究爱情萌发和幻灭的根源；并通过对个体爱情悲剧的解读，剖析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法制、文化和风俗对婚恋的影响。
《大教堂时代：艺术与社会，980—1420》，乔治·杜比 著，顾晓燕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9月。
乔治·杜比是第一位作品进入“七星文库”的当代法国历史学家。他研究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本书是杜比关于中世纪心态史的重要著作，他以优美的笔触告诉读者：艺术品创作的管理权是如何在11世纪从封建诸侯的手中转移到修道院手里；在一百年之后，复兴的城市又是如何将艺术的创新力赋予了大教堂；而到14世纪时，大型艺术又为何回归王侯手中，成为彰显世俗价值的工具。本书的价值历久弥新，在广大读者中好评不断。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雅克·勒高夫 著，高建红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
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词，其内涵丰富而复杂。本书所说的“知识分子”，指的是中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出现的以思考和教授他们的思想为职业的人。该阶层出现于中世纪早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中得到发展，从13世纪开始在大学中兴盛。勒高夫从社会、政治、宗教、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考察了这些“贩卖词语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建构了“一门中世纪知识分子的人类学”，一部“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社会学导论”。
文学类：
《界限之书》，埃德蒙·雅贝斯 著，刘楠祺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界限之书》是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系列”的第三部，分为四卷，分别是《未被怀疑之颠覆的小书》《对话之书》《旅程》和《分享之书》。作为一部介于诗歌、散文、格言警句与哲学随笔之间的跨文体实验作品，本书是雅贝斯的沉思之作，也可看作他的自言自语。在形式上，文本属于断简残编型，思维跳脱、风格特异；在内容上，着眼于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思索和探询，具有思想深度和哲学洞见。本书记录了雅贝斯对不可言说者的探求，并展现了在此过程中他与自我主体、身份以及写作行为的斗争。
《退稿图书馆》，大卫·冯金诺斯 著，吕如羽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6月。
法国布列塔尼地区有一座“退稿图书馆”，十几年来专门收藏由作者本人亲手交付的无法出版的书稿。年轻的女编辑黛尔菲和他的未婚夫，也是失意的小说家弗雷德里克在探访图书馆时发现了一部杰作：《爱情故事的最后时分》，作者名叫“亨利·彼克”。在调查作者身份的过程中，黛尔菲和弗雷德里克发现这是一位已过世的比萨师傅，而在他的遗孀和女儿眼里，亨利·彼克和写作完全沾不上边。借由这一神秘的书稿来历，书稿在黛尔菲的运作下出版后收获了巨大成功，鲜有人问津的退稿图书馆也由此名声大振。一部神秘的书稿如同扇动翅膀的蝴蝶，显露了许多隐秘的过往，改变了书中各个角色的生活，亦为作者提供了探讨众多主题的契机。
《庭院深处，是哪辆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乔治·佩雷克 著，唐洋洋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
一位名叫亨利·波拉克的年轻中士，每天骑着那辆带有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往返于故乡蒙帕纳斯和位于万塞讷新堡的兵营。为了和女友长相厮守，避免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参战，他和好哥们卡拉XX及其他朋友，费尽心力想各种办法试图免除兵役。佩雷克在小说中尝试充满实验性的叙述手法、互文技巧和大量的文字游戏，例如仅主人公的名字卡拉XX就有七十二种变体。文末作者所附的索引俏皮而活泼，为解读作品提供了一些线索。
《滑稽小说》，保罗·斯卡龙 著，范盼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此书描绘了一个剧团在勒芒巡演时遭遇的一连串滑稽事。同时，作者又通过倒叙、回忆、镶嵌等手段，穿插了风格迥异的短故事。总体上看，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搬迁。斯卡龙以外省小城为舞台，以现实生活为底色，以身边人物为材料，戏仿英雄，书写真实。书中没有线性叙事中常见的引人入胜的情节，也没有着意刻画的英雄主角，线条杂乱却内含秩序，除了插入的故事外，尽是反讽与嘲弄，一字一词，无不透露着作者的犀利、幽默与智慧。
《内心的远方》，亨利·米肖 著，王佳玘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此书尽显亨利·米肖创作的独特性：他使一切字词褪去矫饰，复归本真；使世界远离俗常表象，潜入隐秘现实。“内心的远方”将读者抛向潜意识的幽微边界：梦与惊恐之地，由绝望牵引前行。此间暴烈、沉重尽压于身，诚如米肖笔下一个叫“羽毛”的人，历经起伏，因不合时宜饱受苛待，因拒绝迎合生而有罪。米肖的诗作不为旋律所累，可闻叫喊喧嚣之声，膨胀激越而起，直至喷射、坍塌。他的现代性不同于任何流派，自成一格。
采写/李永博
编辑/李阳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