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有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老舍差点获诺奖”像“老舍之死”一样，至今仍是个谜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记述历史的才能，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的主要禀赋；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历史学家。
哪一种记忆不是写满了编年史，……大多数人的说话都是记述岩拿，而不是为了表达思想———它确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见闻经历；这种经历，如果他们健谈，就会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话题。
如果离开叙述，交谈的溪流，即便在最聪明的人中间也会干涸，变成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间就会完全枯竭。
” 关于老舍是否曾经差点获得诺贝尔奖，正是这样一个人们“健谈”了 多年的话题。
这个话题，无疑是经“口述”而来，并已由“口述”写入了“正史”。
先看下面这段文字：“ 年 8月 日这张日历，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沉重的。
随着韶光流逝，它的重量正越来越被人们掂出来。
不仅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之死在国内严密封锁消息，甚至焚尸扬灰的情况下，却引发了国际性的悼念热潮；而且今天我们才知道：就在老舍愤而跳入北京德胜门西边豁口外太平湖的那一刻，国外在对他的境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准备授予他一项威望很高的国际性的文学奖，只是在最后核实被授奖人是否健在时，才得知他不幸逝世的消息！于是，这项文学奖授给了另一位健在的同样杰出的亚洲作家了。
而这项国际性的文学奖的荣誉，正是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家们至今仍衷心向往的……” 这是老舍研究者宋永毅在他出版于 年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在《气节和风骨：一种古典人格美的完成》碰逗一节论及老舍之死时开篇的一段话，历史叙述显得确凿无疑。
里边提及的那项没有点名的“国际性的文学奖”，不言自明指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类似的文字，远不止这一篇。
至少我还看到另一位老舍研究专家关纪新，在他 0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传》里，也有一段十分明确的描述：“在神州大地邪火攻心的整整十年间，世界忧心如焚地关切着中国，也关切着老舍。
诺贝尔奖的评奖委员们曾经动议，要向老舍颁发他们的文学大奖，结果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核实证明老舍已不在人世之后，不得不撤销了该奖，这项全球瞩目的奖励，从来只授予在世者。
” 可上述的“历史叙述”存在一个极大的无法解释的矛盾，即老舍去世是在 年，而川端康成获奖是在 年。
我粗吵搭想，第一，绝没有可能把 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第二， 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是否“原本”是要授予老舍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研究“口述史”再好不过的范例。
我想在此挖掘的是，老舍与诺奖的情缘是历史上确实曾有其事，还是口述历史下子虚乌有的以讹传讹？ ●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这使有关的人都有了编故事的嫌疑 为写这篇文章，我再次向老舍之女舒济和老舍之子舒乙进行了核实，他们都清晰地记得，是前日本老舍研究会会长藤井荣三郎，曾于 年受该会的委派，专程到北京，向老舍的家人通报： 年，川端康成获得诺奖从瑞典载誉回到日本以后，受到盛大的欢迎。
据参加庆典活动的瑞典驻日本大使披露，当年的诺奖原是要授予中国的文豪老舍，后经查此人已经去世。
而诺奖只授予在世的人，于是授给了川端康成。
这个说法至少在提及老舍差点获奖的年代上是不矛盾的。
同时，舒乙还向我讲述了另一个并非题外的细节：梁实秋去世后不久，他的遗孀韩菁青到北京探望冰心，当时舒乙在场。
梁夫人当时说，梁实秋生前交代，等自己百年之后，让她到北京，只转告冰心和老舍的家人一句话，即在梁的眼里，中国的现代作家中只有一个人有资格获得诺奖，那个人就是老舍。
可见，关于老舍差点获诺奖并非空穴来风。
对于这个说法的详情，曾有不止一家报纸引述舒乙的话作过报道。
此仅举一家报载原文：“舒乙说，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原因除了政治偏见以外，还因为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在交流上存在着技术上的难题。
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译介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
另外，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程序也很复杂，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被提名者可能有几百人，然后层层筛选，最后剩下 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的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老舍在 年被提名，到了最后 5名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是在 年，中国已经进入了‘文革’高峰。
各国谣传老舍已经去世，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又发动其他国家进行联合调查，中国官方当时对此没有答复(编者注：老舍死于 年 8月 日)，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
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 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
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文革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舒乙感慨，沉默，稍后介绍说，这个悲哀的事实是在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宴会上，由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
舒乙同时列举出两个证人：一个是瑞典大使馆文化参赞。
另一个是已故作家萧乾的夫人文洁若。
萧乾夫妇曾经到过瑞典，证实过此事，文洁若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
” 有意思的是，这家报纸在向文洁若求证以后，发表了题为《文洁若对老舍曾获诺贝尔奖不予证实》的报道，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老舍先生获得了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已过世所以奖就给了川端康成，他说文洁若了解情况。
当记者向文洁若求证时，她说：‘这件事是挪威人伊丽莎白·艾笛和萧乾谈话时透露的，后来我告诉了老舍的家人。
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 更有意思的是，文洁若确曾写过文章记述此事。
她在文中写到： 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
年秋，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到当时还在天坛南门附近居住的萧乾家拜访。
“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
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
’”而且，文洁若“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且办公室与她“只隔一个门”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 另外，文洁若推断，“我不相信直到 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
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那一年’，指的是 年。
”我想，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与川端康成获奖的“那一年”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之一。
[笔者按：此文还用日文发表在 01年 8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上。
] 最有意思的是，发表文洁若此篇文章的 00年第 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在文尾特别加了一个“编按”：“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
艾笛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 就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出现了。
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甚至使曾经如此“口述过”的人都有了编故事之嫌。
●让“口述者”似乎感到了“尴尬”的人证不断浮出水面，他们的记忆各有不同 为写此文，我专门发电子邮件，请日本友人冈田祥子女士向舒乙在“口述”中提到的藤井荣三郎求证。
很快， 05年 5月 日，藤井先生给冈田女士写了回信。
热心肠的冈田女士收到信以后，便用国际特快邮寄给我。
我又请同事李家平先生将此日文信翻译成中文，终于见到了这位极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证词”。
为保持信的原貌，特摘引如下(信中划着重线部分，为藤井先生所加。
)： 冈田祥子先生关于您所询问的事情，我向您说说我的记忆，要把事情的时间性搞清楚，还得参照我的经历来讲。
从《日本文艺杂志》上见到原本考虑授予老舍的诺贝尔文学奖可惜又失去的消息，并把这些告诉舒乙先生和老舍夫人的，确实是我。
当时他们听了也感到吃惊，我想这些您也许不清楚。
可是，时间上并非“ 年或 年”，而是 年 4月。
清楚地记得那是我第一次访问北京的时候。
拜访舒家，是在滞留北京的那几日，……在同(舒乙、胡絜青)两位畅谈中，我记得向他们说起：“日本文艺杂志载，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谈到，川端康成获奖后，他从瑞典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原本获奖者是考虑到老舍先生的，可是因为文革，对中国的印象很差，加之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
这个笔会的人说，川端先生是非常杰出的作家，但作为人道主义的受奖者来说，还是老舍先生更为合适。
” 不记得我向舒乙先生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的经过，因为那杂志的文章上，在“秘密投票”方面，有没有记述方面的详细说明，我全然没有印象。
在当时的几种杂志里，我只选刊登创作和评论的买来看。
主要是《文学界》、《新潮》、《群像》、《文艺春秋》四种。
在我的记忆里，《文学界》曾把几个人的随笔、回忆性短文集中发表在一个类似轻松沙龙的栏目里边。
记得执笔者中有崛田善卫，也许还有其他人。
总之，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记录，便将这本杂志藏入书斋。
这篇文章刊于哪年哪个月号，此外，杂志是否真的是如我所记忆的《文学界》，已不是很清楚了。
当时我手头有事，且认为什么时候要看，随时找出来就可以了，于是一直没有再找。
但文章刊登的时间可以确定，记得这篇文章，是刊登在杂志的 月号或 月号，也许还要再稍晚一点。
总之没有把杂志名称、刊行月号和作者名字记录下来，是个大失误。
在 年和舒乙先生、胡絜青先生会面数年后，忽然舒乙先生向我打听杂志名和作者名。
本当把杂志邮寄过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
那时我的书斋曾做过一次大扫除，清理过一些没用的杂志，也许当时就把那本杂志错误地归入无用的书籍和杂志当中了。
但是，不管怎样，关于老舍和诺贝尔奖的文章曾刊载于《文艺杂志》上，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
说实在的，收到舒乙先生的信，我连忙跑到中之岛图书馆，查找川端先生获奖后一年以内出版的杂志，在《文学界》等杂志的目录中，寻找可能的文艺消息、短篇随笔，可是我无法确认是哪个人。
以上，只能向您做一些不是很确切的答复，实在是抱歉。
…… 我想，一定是写完信的藤井先生尚觉言犹未尽，特意又补上一段“附记”： 我向舒乙先生说“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会大家都知道。
”，当然不是在 年我们初次见面时说的，应是两年后在名古屋老舍研究会成立( 月)，我出任关西地区常任委员的时候，而 年我是不可能这么说的。
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几年，在老舍研究会的闲聊中，也曾和几个人提起前述那本杂志，谈过老舍和诺奖的事情。
也许您知道，我是惦记着这桩事的。
总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从藤井的信中看，他的“记忆”与舒乙的“记忆”在一些细节的“历史叙述”上，有不吻合的地方：一是时间，舒乙记得他们的会面是 或 年，而藤井记得是在 年。
这是次要的；二是内容，出入就更大了。
关键有两点，一、藤井“不记得”他向舒乙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及“秘密投票”方面的经过。
二、藤井只“记得”他向舒家“口述”的是：他是从“日本文艺杂志”看到，是“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从瑞典驻日本“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老舍与诺奖的事，而非在庆祝川端康成获奖的仪式上由瑞典驻日大使亲口说出的。
这未免有点儿让人“尴尬”。
其实，在此之前，另一个让“口述者”似乎感到了“尴尬”的人证已经浮出水面，他就是瑞典文学院院士、担任过某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执行主席、而且是诺奖评委里惟一懂中文的马悦然。
《明报月刊》在刊登文洁若《老舍差点获诺奖？》的同时，还刊登了马悦然的文章《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在马悦然的“记忆”里，老舍是他及妻子“当年的亲密知交。
”并由于 年时他还不是瑞典学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开诺奖中关于老舍的事情。
“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
提名者中的保·贝第( Pau l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
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人资格的支持。
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
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
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
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
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
事实果然如此。
” 可他还是因“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
他证实：“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
他的名字被选入了 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 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
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的候选人资格。
我个人确信， 年如果他不辞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
” 由此，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马悦然和艾笛女士说她“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的“记忆”取得了一致；而舒济、舒乙的“记忆”，又与文洁若“不予证实”前的“记忆”相吻合。
只可惜那位当年瑞典驻日本大使，没有提供任何“口述”或文献的佐证(藤井先生的信未证实有瑞典驻日大使如是说)。
看来那惟一的客观史实，历史的真相，即到底 年或 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的终审名单，只有等到 年或 年老舍去世 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 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由“口述史”遗留的“历史”公案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
因为，从马悦然所说便可知道，“作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五十年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
” 换言之，如果历史的档案文献验证了口述传说，那至少这段叙述老舍差点获诺奖的“口述史”便是真实的历史，并为“口述史”可以作为“正史”的旁证提供了实际的现实依据；而如果相反，则这段“口述史”便仅仅是流传民间的稗官野史，又反过来为只信“正史”而瞧不起“口述史”的人提供了攻讦的口实。
但无论如何，只有到“那一天”，一切谁是谁非无休止的争论，才能真正就此打住。
●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在无意识地追求“趋近真实”，特别是在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 然而，在目前尚处于没有“考古挖掘”作为旁证的阶段，心存“疑古”也还是说得过去的。
我在翻查《老舍全集》时，发现了一封时间标明写于 年至 年间的老舍致瑞典驻华使馆人员的短信，只有一句话：“ I am not CaoYu,I am LaoShe,且不一一。
”译为中文为“我不是曹禺，我是老舍，且不一一。
” 乍一看，这封信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
多亏有编者的脚注：“瑞典大使馆的两位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告诉该使馆文化参赞马悦然说，与她们住在同一胡同里的是剧作家曹禺，并要马悦然替她们用中文写一封信，邀请这位著名的邻居去喝茶。
结果收到信的是住在灯市口丰富胡同 号的老舍。
老舍用此简短的一句话，回复了她们。
” 如此看来，当时担任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的马悦然的“口述史”也未必准确，至少在他任职时，或准确到 年至 年间，他还没和老舍成为“当年的亲密知交”，否则应不会不知道住在丰富胡同 号的应是老舍，而不是曹禺。
这又让我想到了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历史》一书中所说，他认为， 世纪的那些历史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无论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还是兰克、布克哈特等，各自都有一种认识历史的理论构架，表现在写作风格和形式上，或是比喻，或是借喻；或是喜剧，或是悲剧。
“历史事实在他们的笔下只是他们构思和使用的素材，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铺陈历史的真相，而是抒发他们自己的人生观和历史观。
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著述一如文学家的小说创作，在本质上没有区别，都要依靠想像力和创造力。
”这样，历史的真实性变得模糊了。
历史对他来说，不是科学，而是艺术。
怀特认为全部历史叙述都是“言语虚构，历史叙述中的语言虚构十分丰富”，“从言语产物角度看，历史和小说彼此之间难以区别”。
同样，“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对立……也是很有问题的，是站不住脚的。
” 然而，我没有理由认同后现代历史学把“历史”与“过去”截然分开。
因为这样“把过去的真实存在悬置起来，历史学的目的却只是追问‘文本’与‘叙述’。
”没有了“过去的真实”的历史叙述只是理论上的空穴来风。
先以“老舍之死”的“文本”与“叙述”为例，它首先要有“过去的真实”，即历史确实存在的“八·二三事件”，然后才有 年余后历史见证人面对我采访时的历史叙述。
尽管他们的历史叙述免不了“春秋笔法”，但我也愿意相信：“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在无意识地追求‘趋近真实’，特别是在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过程的叙述中，由于各种考古遗迹、文献档案、口述资料、回忆传记以及其他史料的存在，人们不可能把‘过去’与‘历史’彻底分开，像文学创作一样‘无中生有’，进行想像甚至幻想。
因此，只能在‘历史的重构’中叙述———在‘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以后，首先要有重构、显现，才能进入‘叙述’———历史并不是‘过去’的无序的堆积和散乱的拼凑，它也并不是一个关于虚无的文本，你不可能把实在的、曾经发生过的、并残留在各种遗迹、文献、记忆中的‘过去’完全放逐。
” 可是，就老舍差点获诺奖这件事来说，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天”，也有可能是，它作为“过去的真实”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而一直是个“神话”。
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愿意相信“神话”，甚至希望它永远都不要被打破。读了老舍的这篇文章之后，作为一个普通读者，笔者倒宁愿设想，老舍投湖前一整天在湖边思想的，不只是最高权力者对他理解与否或者他自己“有问题”与否，而还有别的一些焦虑，比如，为他在15年前写的一篇赞美那种“斗争”方式的一篇短文感到的自责。
老舍跳湖前，在公园湖边坐了整整一天，是什么让他最终决定去死？
1966年，老舍投入太平湖结束了他的一生，享年67岁。老舍走之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的死亡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的猜测。
在现在看来，老舍先生投湖的原因，大概分为几种说法。
第一种，也就是最普遍认为的说法是，老舍作为文人心气高傲，人们对他的打压太过激烈无法忍受折磨和羞辱，所以选择自杀来解脱；第二种认为他的创作达到了瓶颈，再加上当时的一些外力因素，没办法再创作出好的东西，因此对生活不抱期望。
历史如同迷雾般，将他沉进了黑暗，留下的只是猜度。那么在老舍选择自尽的那段时间里，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呢？
一、不该遗忘的历史之痛
有位叫傅光明学者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并且和他的夫人郑实开始十年如一日的走访。关于老舍死亡原因之一，他找到了许多亲眼见证过的人进行讲述，最终编成《老舍之死口述实录》。
在这些记录中，大概能拼凑出一个事情经过：那时老舍重病住院，但他强撑着身体要去工作，导致被人误伤又举报。
采访里经历者提到：被举报的事情发生在老舍被人包扎好伤口送回文联后，他可能是不小心也可能是一气之下，抓起胸前的牌子砸出去，正好砸在别人脸上。
后来有了为了避免冲突报了警，老舍在离开文联后又被抓去了警局。不过这次他没有受到人身的伤害，因为警察们没空管他。他只是沉默的，独自坐在椅子上，目光呆呆的。这对老舍来说不可谓一次巨大的打击，后来的决绝已经有了预兆。
第二天，在妻子仍然正常去上班后，他缓缓和年仅四岁的孙女道了别，然后来到了湖边。
关于老舍的死，冰心先生曾说过：“老舍笔下但凡有点骨气的人物，死亡的方式都是选择跳河。”这也是老舍选择死亡的方式，那一刻，他和小说里的主人公重合了。
那么老舍的死，难道是性格因素决定的？这只能说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作家的思想确实会体现在作品中，他的情绪也会通过主人公流露，老舍笔下正派又悲情的人物结局大多都是投水。但现实中面对不同的选择和情境时，我们不能从一而论。
傅光明说，我们只是无限接近事实，却抓不住真相。
事情就复杂在关于《老舍之死口述实录》中，人们的口供出现了许多相悖的地方，也就是说排除推卸责任的话，每个人眼中的事情都是不一的。
有人说老舍被带到警局后，给他的妻子胡絜青打电话通知家属来接，接到的回复却很冷漠：“太晚没有车，来不了。”最后还是他的儿子想办法将他送回去。
在明确得知老舍投湖后，非常平静的说：“死了好，死了好......”但采访到儿子舒乙时他说：“警局最后是我母亲将他送了回去。后来找不到人时她非常焦急，辗转了很多地方。”这些语言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起来。
真相是怎样我们无法还原，但总不该怀疑一位尽职尽责的妻子及母亲。她的冷漠和平静，大概是一种对老舍和许多人遭遇的愤怒、无奈和最后的解脱吧。
二、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
据实录记载：在老舍死亡的前天晚上，黎丁也就是《光明日报》的副刊编辑曾经跟老舍在一起谈论，据他回忆，那时老舍是兴奋的、激动的，而且明确表示出“不能落后”，到底什么不能落后呢？
在这之前，老舍对新时代创作其实有着极高的热情，也是创作成绩较突出的作家。迎来新时代后，他又一度达到了创作的高峰，不仅有《龙须沟》、《茶馆》等代表作，还写了大量歌颂的文章，可以说是秉承着艺术为政治服务的理念。
而这样的作品也是时代所需要的，老舍先后担任文联主席等多个头衔，还因此被授予了“人民艺术家”称号。他为什么在新时代自依然有些如此饱满的热情呢？理解老舍人应该知道，就是“爱国”。
为了坚持信仰，他将文学发挥到了极致。在抗战时期，老舍极力主张将文字向实用主义转变，来作为抗战的一种特别“武器”，并且成为了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引领者。他还说过：“不管是谁写的，不管什么题材，只要能看的明白而且有益于抗战，都是应该欢迎的。”
老舍的爱国，甚至跨越了时代。北京老艺人演员还在许多年后感叹过，当时的社会上不管出现什么事，哪些问题，老舍先生立马就能在作品中反映出来。在现在来说，这就是一种不余遗力追“热点”，在网络不发达的当时，不仅要对时事敏感，也可以说非常尽心了。
可见老舍心中，有着强烈而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这对老舍来说不只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信仰。当一个人的信仰要去击垮他，是很容易被摧毁的。这的的确确是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之一。
在激烈的思想挣扎中，老舍选择了投湖，那么在逝去之前他是否还在坚持着他的情怀和信仰呢？应该是的，否则他绝不会以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去与动摇抗争。
三、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老舍一生有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但作为一个作家不可避免的，就是“瓶颈期”。
50年代以后，老舍先生就不止一次地自认为近期的创作“不怎么好”，“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并表示自己虽然有十几部剧本，但没有一部出色的。
老舍这样一个优秀的作家，骄傲的文人，暂且不论作品真正的好坏，当他说出这样的话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他的内心应该痛苦又矛盾，而且充满了自我否定。
对于这样紧张的局势和环境，老舍终究是慌了。他一定察觉到了，他无法表达出真正能表达的东西，不管是为了荣誉还是什么，他必须要迎合时代，迎合大众。这也解释了他后来的创作低谷，在老舍生前，最后发表的一部作品居然是快板。
1965年（老舍死亡的前一年时），他曾作为中国作家代表访问过日本，后来他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写成了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获准发表。这也最终导致了他的焦虑不安。
老舍一直以来虽然在文学领域的地位较高，但与其他中心人物相比，还是具有一定的差距。后来他应该是察觉到了自己在文学领域即将边缘化的处境，于是迫切地想要摆脱。
终于，在一次关于亚非作家的紧急会议中，老舍的名字没有出现。很多人都猜想他出了什么事，于是老舍迫不及待的出现来告诉大家，证明“我没有问题。”如果不是焦虑，他为什么会这么紧张的强调呢？
后来剧作家林斤澜曾回忆，老舍辞世前的几天，在回顾以往时，他曾经说过一些后悔搞文学的话。可这样的话，在一位已经成功的，并且履历丰富的作家口中说出，该是怎样的绝望和焦虑呢？别忘了老舍先生曾说过“文艺是我的生命”。
这样焦虑的结果就导致了最后的悲剧。
1966年，在老舍生病吐血期间，他本来不应该出现，却始终坚持要去工作，这其中也有不甘落后的思想，于是最后事件成为一个“无物之阵”。
决定老舍投湖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说有他敏感骄傲的性格，信仰的崩塌等等。历史将会是最客观的证据，时间会做出最公正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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