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
关于隋唐时期文献中的“胡人”所指，前人已经做过非常多的研究，看法虽然仍有不同，但大体上已经接近完善。有关的研究论著，不胜枚举，这里只举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以及最新的看法如下：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所谓“杂种胡”，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九姓粟特胡人[1]。薛爱华（Edward H．Schafer）在《萨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指出，广义的胡人是指西北地区的外国人，狭义的主要是指伊朗系统的胡人[2]。森安孝夫教授在最近发表的《唐代的胡与佛教的世界地理》一文中，根据《梵语杂名》、日本所存有藏文汉文对照题名的西域地图等材料中，强调“胡”指的就是粟特人，“胡姬”就是年轻的粟特女子[3]。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问题。最近班茂森（Marc S．Abramson）出版《唐代中国的民族认同》一书[4]，就是对唐代胡人和汉人民族认同的详细论说，值得参考。
过去学者在考虑隋唐史籍文献中的“胡人”所指的时候，没有注意民族认同中的“自认”（Ethnic Self）和“他认”（Ethnic Others）的区别和意义。其实，“胡人”的概念所指，我们首先应当注意的是胡人自己的说法，同时也要参考其他民族的认知，最后得出一个比较圆满的结论。以下就是笔者从唐朝时期不同民族自己的视角，来观察一下“胡人”所指为何。
1．西域粟特人的看法
我们首先应当看看粟特人自己对于“胡”的认识。中唐人姚汝能所撰《安禄山事迹》卷上记载了一个著名的对话：
[哥舒]翰母尉迟氏，于阗女也。……[安禄山]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女。尔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乎?”[5]
我们知道，哥舒翰是突厥族突骑施部下的哥舒部落人，其父亲哥舒道元曾任唐朝的安西副都护，驻守于阗，娶于阗王女为妻，所以其母亲出自于阗王族的尉迟氏[6]。安禄山一家的来源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从天宝八载（749）所立《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上安禄山以常乐为自家的郡望和邵说《代郭令公请雪安思顺表》所云安禄山“本实姓康”来看，其家原本可能是从河西走廊的常乐郡(瓜州)迁徙到突厥地区的康姓粟特人，其父亲娶突厥阿史德氏为妻，生安禄山，并为他娶了个地道的粟特名字，叫“轧荦山”，是粟特语roxsan (rwxsn，rwγsn)的音译，意为“光明、明亮”[7]。其“母后嫁胡将军安波注兄延偃”，所以又冒姓安氏[8]。因此安禄山说，他的父亲是粟特胡人，母亲是突厥人。
可见，在唐朝的粟特人眼中，西域地区的于阗人和粟特人都是“胡人”。20世纪初叶以来，敦煌及中亚一些地区出土的于阗语和粟特语文献表明，二者都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分支，于阗人和粟特人也即伊朗种的胡人。在安禄山的概念里，突厥不是“胡”，粟特人、于阗人才是真正的胡人。
应当也是粟特人的天宝时期的名僧不空[9]，其所翻译的《宿曜经》中，有七曜日的三种名称，即“胡名”、“波斯名”、“天竺名”，其中的“胡名”据粟特语言学家的考证，实际就是粟特文的音译名[10]。由此或许可以说，在粟特出身的不空的眼里，胡即粟特。
2．西域龟兹人的看法
天宝十三载（754）再度来到中原的龟兹僧人利言，中唐时在长安光宅寺住，以翻经大德、翰林待诏的身份，编写了《梵语杂名》。在《梵语杂名》中，“胡”字对应的汉字音译作“苏哩”，而“苏哩”应当就是梵文sulī的音译[11]，即玄奘《大唐西域记》的“窣利”。玄奘把从羯霜那延伸到碎叶城(Sūyāb)，包括乌浒水和药杀水之间的昭武九姓诸国地区总称之为窣利(即粟特)。同一梵文词，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作“速利”，义净《梵语千字文》作“孙邻”，《大智度论》卷二五作“修利”。Sulī来自粟特语的suγδik，意为“粟特地区的人”或“说粟特语者”，是地名suγδa的形容词形式。Suγδa在《后汉书·西域传》、《晋书·西戎传》作“粟弋”，《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作“粟特”[12]。
利言和玄奘一样，采用梵文化的名称来指称粟特，其实“苏哩”就是“粟特”，那么他眼里的“胡”也就是粟特了。利言虽然是龟兹人，但他的说法应当代表了西域佛教化国家的普遍看法，也可能代表了印度人的看法，尽管目前我们找不到印度人或其他西域佛教徒谈到汉文“胡”与粟特对应的材料。
3．西域于阗人的看法
我们有幸在和田地区古代遗址发现的文书中，见到唐代文献中的“胡”字。
英国图书馆藏和田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汉文文书D．V，6(S.5864)《唐大历十六年(781)二月六城杰谢百姓思略牒》云“阿磨支师子下胡书典阿施捺”[13]；又英藏霍恩雷收集品M1号文书《唐大历三年(768)毗沙都督府六城质逻典成铣牒》称：“*(外□内右)被镇守军牒称：得杰谢百姓胡书，翻称”云云[14]；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藏Dx.18921《唐于阗杰谢镇牒为杰谢百姓摊征事》有“牒得胡书状称”[15]；吐鲁番地区博物馆藏征集文书2006TZJI：036a《唐于阗某镇案卷为家畜事》有“被问见在百姓，今得破沙苏越门胡书状称”[16]。第一件文书的作者思略，又写作“斯略”，于阗文作Si□aka，是杰谢当地于阗人的首领；后三件文书应当是杰谢镇的文书，作者有的是唐朝镇守当地的汉军官吏，有的因为残缺而不明作者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当地的于阗人还是汉人，都用“胡书”这个词来指当地通行的于阗语文书，这不仅仅可以从这些汉文文书的上下文中明显地读出来，而且与这些汉文文书同出的大量于阗语文书也是最好的证明。因此，在于阗当地，“胡”指于阗，胡书指于阗语文书，胡人应当就是于阗人，这是和《安禄山事迹》相同的。推而广之，如果有当地的粟特人的话，恐怕也会被称作胡人。
顺便提一下，于阗人大概也是受梵文的影响，把“粟特”译作sulī，复数为Sūlya，按照利言的说法，就是“胡”。sulī这个词的词义后来演变为“商人”[17]，因为在于阗，粟特人最初就是以商人形象出现的。
4．印度人的看法
《宋高僧传》卷一《金刚智传》记载：
(金刚智)开元已未岁，达于广府，敕迎就慈恩寺，寻徙荐福寺。所住之刹，必建大曼拏罗灌顶道场，度于四众。大智、大慧二禅师、不空三藏皆行弟子之礼焉。后随驾洛阳，其年自正月不雨，迨于五月，岳渎灵祠，祷之无应。乃诏智结坛祈请。于是用不空钩、依菩萨法，在所住处起坛，深四肘，躬绘七俱胝菩萨像，立期以开光，明日定随雨焉。帝使一行禅师谨密候之。至第七日，炎气爞爞，天无浮翳。午后，方开眉眼，实时西北风生，飞瓦拔树，崩云泄雨，远近惊骇。而结坛之地，穿穴其屋，洪注道场。质明，京城士庶皆云：“智获一龙，穿屋飞去。”求观其处，日千万人，斯乃坛法之神验也。于时，帝留心玄牝，未重空门，所司希旨，奏外国蕃僧遣令归国，行有日矣。侍者闻智，智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不干明敕，吾终不去。”数日，忽乘传将之雁门，奉辞，帝大惊，下手诏留住[18]。
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唐朝下令驱逐所有外国蕃僧返回故国。当时在洛阳传法的印度密教大师金刚智拒绝领命，他说：我是印度沙门，不是蕃，也不是胡，所以我不必离去。在印度僧人金刚智的眼里，梵和蕃、胡有别，“胡”包括在印度之外的外国蕃僧中。
5．突厥人的看法
对于汉文史料中的“胡”，突厥文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突厥文《毗伽可汗碑》记载：“我在十八岁时率军攻alt〖i〗 〖c〗ub soγdaq，在那里打败了他们。唐王都督(Ong tutuq)的五万军队到来，我和它厮杀于〖i〗duq－bashe，在那里消灭了这支军队……”《阙特勤碑》大铭文也说：“……生年十六岁，他建立了如下功勋以壮大我叔父可汗(默啜)的国家和权势：我们率军攻alti cub soγdaq，战而胜之。唐王都督的五万军队到来，我们迎击。阙特勤徒步而战，以执武器之手抓获王都督的joric，连同其武器献于可汗。我们在那里消灭了这支军队。”据苏联的突厥学家克里雅施托尔内(S，G.Kljastornyj)的考证，alti cub soγdaq指“六胡州”，alti突厥语意为“六”，Soγdaq(粟特)对应于“胡”，cub即“州”的对音[19]。我们从唐朝史籍知道，“调露元年(679)于灵州南界置鲁、丽、含、塞、依、契等六州，以处突厥降户，时人谓之‘六胡州’”[20]。实际上，这些突厥降户是指随突厥降唐的粟特胡人，这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敦煌出土《唐景云二年(711)张君义勋告》，记录了与张君义同在景云二年受勋的二百余人，其中有含州安神庆、依州曹饭陀、鲁州康口、契州康丑胡[21]；史籍记载开元九年(721)四月至八月反叛唐朝的六胡州首领康待宾、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康愿子等人，均为昭武九姓粟特人；考古发现的墓志，即洛阳出土《唐故陆胡州大首领安君(菩)墓志》[22]和宁夏盐池县西北约48公里处六胡州故地所出土《鲁州如鲁县人何府君墓志》[23]，都证明从首领到一般民众，六胡州都是粟特人；还可以参考8世纪中叶至9世纪初诗人李益的诗篇《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24]。突厥文碑铭用Soγdaq(粟特)来对应“胡”，可见在突厥人眼里，胡就是粟特。
6．唐前期汉人的看法
史籍中的相关材料前人都有举证，这里举敦煌写本中唐人的用法。S.367《沙州伊州地志》云：
石城镇，本汉楼兰国。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627—649)，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上元二年(675)改为石城镇，隶沙州。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卅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之城。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25]。
《沙州伊州地志》虽然是晚唐光启元年(885)的抄本，但所据原本应是唐高宗时成书，武后、开元时略有增补的官修《沙州图经》。这里随康艳典而来，应当就是粟特康国的胡人，所以这里明显的用“胡人”来指粟特人。而“新城”又作“弩之城”，实际上，“弩之”就是粟特文nwc(意为“新”)的音译。
7．唐后期汉人的看法
敦煌出土的一件藏文—汉文对照书写的词汇表(P.2762=P.t.1263)，因为背面是《张淮深碑》的抄本，结合词汇表的内容，可以推断应当是吐蕃统治以后(848年以后)归义军时期的写本，藏文在前、后附汉文对应词，表明应当是汉人所用的文本。其中记有[26]：
Bod特蕃
Sog—po胡
’A—zha退浑
Dru—gu回鹘
Lung rje龙王
这里的Sog—po就是古藏文的“粟特”一词[27]，可见晚唐敦煌人把粟特作为“胡”看待，而其他回鹘、退浑、吐蕃，甚至西域焉耆出身的龙家，都不被看作是胡。
通过上述观察，可以认同前人对于唐代胡人的下述定义，即广义的胡人是指西北地区的所有外蕃人，而狭义的胡人主要是指伊朗系统的胡人，具体来说，狭义的胡人主要指的是操伊朗语的波斯胡、粟特胡、西域胡（塔里木盆地绿洲王国之人）。现在，我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的认为，胡人更狭窄的意思才是指粟特人，这或许不是一个原本就有的定义，而是因为粟特人在西域、中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当中存在的人数最多的缘故，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因为这些地区的人们看到的胡人主要是粟特人，所以慢慢就把“胡人”越来越多地放在粟特人身上，甚至一些文献就把“胡”和“栗特”划等号了。
在唐朝文献中出现的带有“胡”字的下述名词，如胡部、胡户、胡人、杂胡、杂种胡、羯胡，兴胡、兴生胡、商胡、贾胡，胡王、胡将军、胡酋、胡客，胡骑、胡马、胡马客，胡妇、胡儿、胡姬、细胡，胡店、胡食，胡妆、胡服、胡帽、胡锦，胡语、胡音、胡乐、胡曲、胡部新声，胡旋、胡旋女、胡旋舞、胡腾、胡腾儿、胡腾舞，胡天、胡神、胡祅、胡祝、胡律……等等，绝大多数，应当是指粟特胡人。
注释：
[1]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1—23页。
[2]Edward H．Schafer，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Berkeley l963，pp．4—5；吴玉贵汉译本《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3]森安孝夫《唐代にぉける胡と佛教的世界地理》，《东洋史研究》第66卷第3号，2007年版，第1—33页。
[4]Mare S．Abramson，Ethnic ldentity in Tang Chin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
[5]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3年版，第14页。Cf．E.G.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Rebellion of An Lu—shan，London，1955，p.11；Robert des Rotours标点译注本Histoire de Ngan Lou chan(Ngan Lou chan che tsi),Paris，1962,p.120．
[6]《旧唐书》卷一○四《哥舒翰传》；《新唐书》卷一三五《哥舒翰传》；参看荣新江《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7]这是伊朗语专家恒宁(W.B.Henning)的看法，说见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pp.15—16。
[8]《安禄山事迹》标点本，1页；Robert des Rotours标点译注本P，2和Pulleyblank上引书p．7。
[9]关于不空的粟特出身，最新的看法参见中田美绘《不空の长安佛教界台头とソクド人》，《东洋学报》第89卷第3号，2007年版，第33—34页。
[10]F.W．K.Mǚller，“Die‘persischen’Kalenderausdrucke im Chinesische Tripi□aka”，SPAW，XXV，1907，PP.458—465；吉田丰《ソクド文字で表记された汉字音》，《东方学报》(京都)第66册，1994年版，第329—330页，注89。
[11)马迦特(J，Marquart)认为是钵罗婆语中的Sūlik的对音，参看马迦特(古突厥碑铭年代考》(Die Chronologie des Altturkisechen Inschriften)，莱比锡，1898年，56页。
[12]关于《梵语杂名》以下的对证，论者颇多，本文主要依据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71页，注1；收入作者《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注1。参看森安孝夫《唐代にぉける胡と佛教的世界地理》，第4—7页。
[13]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②，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14]Hoemle“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part Ⅱ”、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LXX.1 (1901)，Extra No.1，1902，pl.Ⅲ；张广达、荣新江：《唐大历三年三月典成铣牒跋》，原载《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此据作者《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15]张广达、荣新江：《圣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汉文文书考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又《于阗史丛考》(增订本)，277页。
[16]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下，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9页。
[17]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161页；又作者《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26页。
[18]赞宁：《宋高僧传》卷一《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页。
[19]S．C．Kljastornyj，“Sur les colonies sogdiennes de la Haute Asie”，Ural—Altaische Jahrbucher.33，1961，pp，95—97；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作者《文本、图像与文化流传》，第83—84页；参看森安孝夫上引文，5页。
[20]《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新宥州”条，中华书局，点校本上册，1983年版，第106页。
[21]朱雷：《跋敦煌所出》，《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第331—341页。
[22]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第37—40页。
[23]《文物》1988年第9期，第56页。
[24]《全唐诗》卷二八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211页。
[25]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第91－93页。
[26]A.Spanien et Y.Imaeda(eds．)，Choix de documents tib6étains，Ⅱ，Paris，1979 pL.525；森安孝夫《チベツト语史料中に现すれゐ北方民族——DRU—GUとHOR》，《アジア·アフリ力言语文化研究》第14号，1977年版，第39页；荣新江《龙家考》，《中亚学刊》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27]Li Fang—Kuei，“Notes on the Tibetan Sog”，Central Asian Journal，vol．Ⅲ，n°2，1957—58，pp．139—142；杨铭：《古藏文文书Sog—po一词再探》，《西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100—103页；又《Sog—po源流考》，《中国藏学》1994年第1期，第88—98页。
附记：本文原文提交2008年10月11—12日乾陵博物馆在西安举办的“丝路胡人暨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现略加整理，提交给会议论文集，请读者多多指正。2008年11月9日完稿
（来源： 在土星的标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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