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门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十七年（1419年），是明清两代北京内城的正门，也是老北京城垣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今年是建成整整600周年。为了纪念，正阳门城楼、箭楼前不久刚刚竣工了景观照明提升工程，数千盏LED灯把这座古建筑装点得通体明亮，雄伟壮观，引来无数游人的驻足惊叹、拍照留念。人们可能不会知道，就在他们仰视的这座建筑的西侧，百年前曾经坐落着一座规模小到只有一进院落，看起来普通，但人气却“旺”到不可思议的关帝庙。它和正阳门构成了有趣的组合：一个平凡,一个宏伟；一个矮小，一个高大；一个香火不断，一个过客纷纭；一个寄托着信仰，一个代表着皇朝……相同之处是，它们都被百姓们视为京城的象征。
赫达·莫里逊镜头里的正阳门
朱棣下令建造关帝庙
京城自古寺庙很多，尤以关帝庙居冠。据统计，城里专供和兼供关公的庙宇有一百一十多座，加上郊县的关帝庙，总数达267座。何以出现这样的盛况，得从我国古代尤其是明清两朝对关羽崇拜的不断“升级”说起。
事实上，关羽在我国民间的影响力，是从宋代以后逐渐上升的，宋哲宗封他为“显烈王”，宋徽宗封他为“义勇武安王”，元代又加封“仙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末明初，随着《三国演义》对关羽忠义形象塑造的完成，关羽被迅速神化。特别是明成祖朱棣在亲征漠北时，大军遇到漫天黄沙，迷失了方向，据说有一神为之前驱，“其巾袍刀杖，貌色髯影，果然关公也”。虽然这很明显是朱棣打着神仙的旗号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但那时老百姓就信这个，因此朱棣在重修北京城墙时，在各城门的瓮城里都建造了关帝庙，并且在庙内塑造了绿袍、红脸、长髯的关羽神像，而正阳门关帝庙就是在这时建成的。
据史料记载，正阳门关帝庙背靠城台，由山门、石座、供桌和关圣帝君殿组成。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记载：“永乐年，庙祭于京师……特颁龙凤黄纻旗一面，揭竿竖之，以彰威灵，每岁正旦、冬至、朔望祭祀，香烛等仪具有恒品。”既然是皇家亲赐龙凤旗杆悬挂，可想而知关羽“地位”之隆。
最初，关帝庙内的关帝像较小，嘉靖皇帝命人请木匠制作了一尊大像。小像受了百年香火的供奉，不可轻弃，于是就两像同时放于庙中。万历年间，明神宗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还派遣司礼监太监李恩捧九旒珍珠冠一顶，玉带十四根、蟠龙袍服一套、黄牌一面，上书关羽新加的十六字封号，到正阳门关帝庙供奉。天启元年，明熹宗下令在庙前树立“义圣忠王”的碑，却也恰在这时，一向脑筋不大清楚的熹宗又做出一件荒唐事来。
民国笔记《慧因室杂缀》中记载：天启年间，有个卜卦的，因为算卦很灵，在京城非常有名，熹宗请他算算关帝庙里那两座关帝像的运数。卜者一番推算，“小神福寿绵远，香火百倍大者”，也就是说那座原装的小像远比嘉靖帝后来让人塑造的大像“运气”要好。熹宗自己是个非常优秀的木匠，大概生了对同行惺惺相惜的心，“乃将大像供奉宫中，而以小者置之正阳门侧破庙中，以厌术者之说”。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李自成的起义军攻进北京，“蹂躏几遍，宫中之像被毁，置城外者至今香火不绝”，一如卜卦者所言。
官府百姓都“迷恋”关帝庙
清兵入主中原后，为了稳固统治，更是将关羽推崇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慧因室杂缀》记载：“关帝封号祀典之盛，以清代为最，相传康熙帝为刘先主转世，关帝屡次显灵翊卫，故一再加封，尊崇备至。至京师正阳门内之关庙，数百年来，居民游客无不啧啧道其灵异。”这番话所言不虚，康熙确实声称自己是刘备转世，不仅要求文臣武将都向关羽学习，对自己忠贞不贰，而且还亲笔御书给正阳门关帝庙写下匾额“忠义”二字。此后的几位皇帝也陆续增加关羽的封号，而包括正阳门关帝庙在内的各个关帝庙也都一再得到修缮。特别是道光年间，在平定张格尔叛乱中，据说关帝多次显灵，帮助清军打败了叛军，维护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道光皇帝非常高兴，将关羽的封号加长至26个字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京城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这位一向抠门儿的皇帝还特批从内务府拿出一笔钱来修葺正阳门关帝庙脱落的琉璃瓦和油漆彩画。
皇家信奉如此，百姓自然也不例外，正阳门关帝庙的香火之旺绵延数百年，是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的。《帝京景物略》记载：“正阳门关庙者，以门于宸居近，左宗庙，右社稷之间，朝廷岁一命祀，万国朝者退必遏，辐辏者至必祈祷也。”也就是说，给朝廷进贡的各国使臣，以及南来北往的客人，经过正阳门者无不到关帝庙一拜。而正阳门关帝庙的求签之灵，闻名遐迩。明末清初大诗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记一事：“京师前门关帝庙签，夙称奇验。予顺治己亥谒选往祈，初得签云：‘今君庚甲未亨通，且向江头作钓翁。玉兔重生应发迹，万人头上逞英雄。’”结果他在扬州为推官，当了多年“钓翁”，直到某一年八月赶上闰中秋，“玉兔重生”时，才受到康熙皇帝召见，升国子监祭酒，实现了“万人头上逞英雄”。还有著名学者李文田，咸丰九年来京会试，在正阳门外关帝庙求得一签曰：“名落孙山外。”他以为必不中，谁知榜发高中，便觉得灵签不灵，谁知到了殿试时，状元、榜眼都姓孙，才恍然大悟……杨米人在《都门竹枝词》中有云：“灵签第一推关庙，更向前门洞里求。”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正阳门关帝庙的迷恋，刻画得淋漓尽致。
笔者用“迷恋”而不是“迷信”来形容人们对正阳门关帝庙的感情，是因为叩拜者除了对自身幸福的祈祷外，还相信这座庙真的有守护京城的作用。清代学者姚元之在《竹叶亭杂记》中写过一事，北京西郊二栈山的山顶上，有座玉皇庙，“惟一老内监卢姓养静其中，每日下山樵汲自给”。山上有个洞，洞口的石头明净，好像有人经常摩挲者。其实是洞里有一蟒蛇成精，曾经想要吃掉卢姓内监，后来发现他是个好人，就告诉他“洞中之净石即我出入所致，汝修行颇坚，不能害。自后约为谈友，可乎？”卢姓内监同意了。从此这蛇精把自己每天到京城听到看到的奇闻趣事讲给卢姓太监听，但它从来不敢迈入内城半步，只因“正阳门有关圣守之”！
德国摄影师赫达·莫里逊在上个世纪初拍摄的正阳门关帝庙
北洋政府这样“祭关公”
清末民初，国家陷入空前的动荡和战乱，但也正因此，生活于惶恐不安中的民众对神灵的祈祷更加虔诚。虽然关羽的封号不再增加，但民间对他的崇奉却是有增无减。每逢初一、十五，正阳门关帝庙开庙的时候，庙里庙外坐满了手抱签筒的道士，接待的香客不计其数，至于除夕，“开正阳内门由内城居人瞻拜，夜子后开西门，（供）城外居人瞻拜，香火极盛。”挤不进来的就去其他的关帝庙烧炷香，再不行请张关老爷的年画贴在家里，保佑一家老小健康平安。每年六月二十四是关老爷的生日，《燕京岁时记》所载，关帝庙前“鞭炮之多与新年无异，盖帝之御灾捍患有德于民者深也！”
至于其他各类人群、各行各业对正阳门关帝庙的祭拜，更是数不胜数：由于传说这里的关帝像是塑的金身，所以凡是义结金兰者，都要去那里结义，心里才踏实；由于庙内的青龙偃月刀是嘉庆十五年所铸，重达一百二十斤，成为京城内五金杂商崇奉的“神器”，经常要来磕头求关老爷保佑生意兴隆……清人杨静亭在《都门杂咏》中说“来往人皆动拜瞻，香逢朔望倍多添”，实在是对这座关帝庙盛况的最真实描绘。
日本学者中野江汉在来华期间，对北京的关帝庙多有走访，他不仅准确地指出：“各城门侧旁多半设立关帝庙，但首屈一指的是前门的关帝庙宇。”而且还记录了一次北洋政府祭祀关帝庙的祀典。只是这座“朱漆墙壁、黄碧甍瓦，巍然耸立”的关帝庙并非正阳门那座，而是位于鼓楼前往德胜门大街的路北，不过也足以使读者们感受到无论岁月怎样流逝，时代怎样更迭，关帝庙的“待遇”并没有丝毫的削减。这一天是1919年的3月27日，上午七时，“陆军总长靳云鹏将军作为总统的代理人，恭敬地进行此次祭祀活动。”中野江汉看到，从鼓楼到关帝庙前的道路上，铺砌的黄沙石被清扫得一尘不染，庙内两侧设有政府各部委员休憩的场所。“从悬挂着‘关帝庙’匾额的门前经过，中门抵达后殿‘武威殿’，它的两端架设着彩灯，大理石的道路清澈如镜。”
在民俗学者王永斌的回忆录里，笔者找到了一段有趣的文字。那时北京老百姓对关帝庙多以“老爷庙”三个字代称，王永斌的家就住在前门一带。正阳门关帝庙“在前门瓮城里边，这个老爷庙庙小神灵大，我去过几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是1940年的除夕，他正在前门大栅栏的精明眼镜行里学徒，“吃了饺子过了十二点，商店就关门了，我们也睡觉了。我父亲敲店门喊我，给我叫出去，说到老爷庙烧香。”王永斌跟着父亲出了大栅栏东口，人特别多，都从珠市口往北走，“用北京土话说就是缕缕行行的人”。过了五牌楼，有三座跨越护城河的石拱桥，是为正阳桥。过了正阳桥就能看到关帝庙。关帝庙里“烧香的火苗子得有二三尺高，始终不断”——这景象直到多年以后依然留在王永斌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正阳门关帝庙和京城很多关帝庙一起，逐渐被拆除……有时想想也颇为可惜，旧文化虽然在新时期难免有落伍之嫌，但事实证明，有些不愿随波逐流的传统反而更有生命力，留一个念想，不知什么时候，总会有回响。来源：北京晚报